辽宁文明网
"家的味道"三个小红本儿记录的坚持与感动

首页>聚焦辽宁  发布时间:2018-01-19

 

11月10日,贺荣英、高子建和女儿高露(从右至左)坐在炕头上,留下了近十年来的第一张合影。  

  3岁时突然发高烧,而且一烧就是40天,从医院回来时,高露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,智力残疾、不会说话、半个身体不受支配。如今已40岁的她,稍一激动就会全身抽搐,然后毫无征兆地倒下。作为锦州市义县聚粮屯镇贺家屯村37户建档立卡的贫困户之一,高露今年脱贫了。因为缺乏基本的生存能力,连日常生活都需要人贴身照顾,她的脱贫,背后凝聚的是亲人的坚持和各级政府的扶助。

  66岁的高子建把三个小红本儿摆在桌子上,一个是户口本,一个是残疾证,一个是低保证。

  三个小红本儿没什么特别,但对于今年40岁的高露来说,上面不仅记录了她的过去,还描绘了她的未来。

  对于她的父亲高子建和母亲贺荣英来说,三个小红本儿是他们心中的慰藉,也记录了他们37年的坚持和与之相伴的种种感动。

  把落下严重后遗症的孩子领回来

  11月10日,立冬之后的辽宁西部地区刮起了大风,十年九旱的锦州市义县聚粮屯镇贺家屯村,即使在中午时分也是一片昏暗。

  因为天气不好,高露家的三间平房里显得很是冷清,人聚得多了才慢慢暖和起来。坐在炕头的高露,带着好奇的神情,看着一张张陌生的面孔。贺荣英坐在女儿身边,保持着触手可及的距离。高子建搬了一个小板凳,坐在角落里。因为近几天一直在拉玉米秸秆,他连洗头发、刮胡子的时间都没有。严格地说,这里并不是高露的家,但从三口人所处的位置看,她就是这个家的中心。

  翻开户口本,高露的页面没有什么特别,但户主一页却不是父亲高子建的名字。

  高子建合上户口本,把日子翻回到1977年10月1日。高子建说:“高露出生时,在一个屋里住南北炕的我大哥还没有孩子,当时他已经结婚好几年了。第二年,贺荣英又生下了一个女儿,而我哥哥家还是没有孩子。俺家老二出生后,就把高露过继给了我哥。”

  这是当时农村的风俗,一般都是家里的老人提出来,而儿女都会听从老人的意见。

  虽然还是在一个屋里生活,但高露的户口却落到了伯父家,开始管伯父伯母叫爸妈。

  高露3岁时的一天突然发高烧,而且不断抽搐。高子建到生产队借来毛驴车,把孩子拉到县城的医院。孩子在医院高烧了40天,也抽搐了40天,从医院回来时,高露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,智力残疾、不会说话、半个身体不受支配。

  贺荣英说:“孩子刚生病,她妈就来找我们,我们就带着孩子去看病,在医院也都是我俩伺候的。孩子有病咱得领回来,好孩子给人家,病孩子能给人家吗?咱不能拖累人啊!后来她爸妈有了孩子,这事就了结了。”

  37年过去了,如今在高露的户口本上已经只有她一个人,但再次提起当年的事,贺荣英仍存在一种矛盾心理:“那时候要是不抢救就好了,穿刺那么多次,遭了那么多罪,结果还是成了这样。要是现在,肯定能救过来。”说着说着,她就开始哽咽:“一提这些事,我心里就不好受。”

  坐在母亲身后的高露显然从妈妈的声音中听出了什么,她先是发出很大的声音,然后就开始抽搐。贺荣英马上把手伸过去,拉住女儿的胳膊。贺荣英迅速平静下来,女儿也很快平静了。

  因为对老人好而获奖

  随着几个孩子逐渐长大,一个屋里住两家人已经不太方便了。1987年,高子建和贺荣英在村外盖了自己的房子。

  那时高子建属于农村非农户,有班上,有工资领,他家盖的三间平房当然不会比别人家的差,甚至在30年后,这座换了塑钢门窗的房子看起来仍然很坚固。之所以选择在村外的公路边上盖房子,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贺荣英不愿意见人。因为那时高露已经10岁,跟她一样大的孩子都已经上学了,而她不仅连饭都吃不到嘴里,不能说话,还经常原因不明地抽搐。

  与这一家四口一起搬出来的,还有高子建的爷爷、奶奶。

  时至今日,这三间平房仍然保持着当初搬进来时的格局:一间厨房,两间卧室。厨房里的灶台与卧室的炕洞相连,既是烟道,也是供热通道。一铺长炕贯通两间卧室,中间用一堵墙分成东西两屋。因为冬天时借助烟道里排出的热气取暖,灶台里热气先到的地方称为炕头,热气后到的地方称为炕梢。当时高子建的爷爷奶奶和二姑娘住在炕头的一间,高子建、贺荣英和高露住在炕梢的一间。

  那段时间,贺荣英一边照顾随时都会抽搐、随时可能摔倒的女儿,一边照顾两位老人。两位老人先后瘫痪了12年,贺荣英也伺候了12年。贺荣英说:“我20岁进这个家门,先是伺候爷爷奶奶,后来再伺候我姑娘。爷爷活到82岁,奶奶活到87岁,全都死在这铺炕上了,都是我们送走的。”

  高子建说:“因为对老人好,当时县妇联带她到锦州开了三天会,获了一个奖,还抱回来一个大毛巾被。”

  贺荣英说:“俺们对老人那是真的好,我们吃高粱米饭,给老人吃大米饭。睡觉时,爷爷奶奶必须得睡在炕头,要是谁家把老人安排到炕梢了,那会让全村人笑话。”

  她说自己连生病的资格都没有

  贺荣英对老人好,在贺家屯村是出了名的,但是她对女儿的好,却不想让太多人知道。“虽然说孩子有病不是啥丢人的事,但我就是自卑,不愿意往人多的地方去。看到跟她一般大的孩子上学,我心里不好受,看到人家的孩子结婚生子,我更受不了。我的孩子太苦了,我就想把她照顾得好点。”

  每位母亲在自己的孩子遇到困难时都会有这样的决心,但是面对一个吃饭掉得哪都是、大小便都得有人帮助、随时会抽搐倒地的病人,这37年毫无好转希望的坚持,该有多么艰难。

  “一个屯子有人结婚的时候我很少去,有时候就是到那了,也是把礼随完就赶紧回来。”

  “上诊所打点滴,我扎完之后举着瓶子就往回走,家里一会儿都不能离开人。一有毛病我就害怕,我连生病的资格都没有,我倒了,孩子就完了。”

  “我二姑娘家在县城,但外孙女13岁了,我从来没去住过一宿,也没带过外孙女一天,去的次数都非常有限,上回去还是2016年的事。”

  即使这样,贺荣英仍然无法保证女儿的安全。稍不注意,高露就会抽搐,抽得严重时就摔倒,尿了裤子都不知道。牙齿全都摔没了,镶了两遍又都摔没了,胳膊也摔骨折好几次。

  为了让女儿少受伤,高子建和贺荣英想了很多办法。高子建用一把椅子和一只木桶,给女儿做了一个坐上就摔不倒的坐便。贺荣英在炕上铺满了棉被,这样女儿即便摔倒了,也不会受太重的伤。很少出门的贺荣英还在县城给女儿买了一个小棒槌,教她用左手拿着敲胳膊腿,这样会让她舒服一点儿。

  为了让每天蜷缩在炕上的女儿能活动活动,每天晚饭后,贺荣英都带着她出去走走。挑一条僻静的村中小路,没有车,人也少,来来回回走上半个小时。高子建说:“不敢走大道,怕有车。有时候,后边来了车,在她没有准备的情况下突然摁喇叭,她瞬间就会摔倒。她胆子特别小,有什么突然出现在她的视线里,她都会吓一跳。”

  因为走习惯了,遇到下雨天,贺荣英就带着她在屋里走。

  自己能管就不拖累社会

  熟悉的地方容易触景生情,陌生的地方容易使女儿害怕,就是在家边上走走,可供贺荣英选择的路线也十分有限。不过在今年“十一”的时候,她勇敢了一把。总听村里人说什么太阳能发电,还给高露发了1002元的分红,贺荣英就对丈夫说:“啥是光伏发电啊?你带我们娘俩去看看,就当国庆旅游了。”国庆节那天,高子建开着家里的那辆农用三轮车,拉着母女俩专门去山坡上看了一下。可是,一家人围着那片闪闪发光的电板转了一大圈,也没弄明白究竟是怎么挣的钱。

  说到光伏发电时,高子建又翻开了桌子上的另外两个小红本儿。残疾证上标明,高露智力残疾一级、言语残疾一级,已经完全丧失劳动能力。低保证上标明,因为没有劳动能力,她可以按月领取当地的最低生活保障金。

  因为有这两个小红本儿,高露就有了生存的基本保障。作为贺家屯村最早的低保户,现在高露每年可以领到低保金3552元,作为村里建档立卡的贫困户,她还可以通过扶贫资金入股获得1546元分红,其中锦州富兴太阳能有限公司分红1002元,义县衣都佳制衣有限公司分红544元。如果再算上土地流转费用、玉米种植补贴、粮种补贴,没有劳动能力的高露今年的收入将达到6592.24元,远远高于目前的贫困线标准。

  在给记者算账时,贺荣英心里充满了感激之情:“孩子小的时候,遇到困难我就向亲戚张嘴,有时候借完了,人家就假装忘了,我也就不还了,但这份情义我始终记着。这些年,村里镇上都帮我,给的钱越来越多。党和政府都管我的孩子,我自己更得努力了,别人家孩子有的,我家的孩子也不能差了。前些天锦州市的领导来我家,要帮我把孩子送到福利院去,我没同意。我自己的闺女就得我伺候,自己能管就不拖累社会。”

  贺荣英的感动来自于亲戚的支援,来自于各级政府部门的帮扶,也来自于另外一个女儿的坚持。在县城上班的二女儿,每周都要回家看父母、看姐姐。“如今她自己的女儿都13岁了,仍然每周都回来,家里的电视机、冰箱和她爸骑的电动车都是她买回来的。”

  过去的37年,在维持这个家庭正常运转的过程中,贺荣英主要做的一件事,就是伺候生病的女儿。37年的坚持,她做了很多,也想了很多,总是担心有一天自己病倒后,女儿无依无靠。不过,现在她不那么担心了,来自各方的帮助让她很感动,也让她心里有了底。

  补记

  照顾家人

  就是她的事业

  95岁的表演艺术家秦怡,演过不少让人印象深刻的“妈妈”,其中有电影《女篮5号》中的林洁、《海外赤子》中的林碧云、《雷雨》中的鲁妈。不过,在很多人看来,现实生活中的妈妈才是秦怡最经典的妈妈形象。因为儿子智力残疾,甚至在她90岁时,无论到哪拍片也都会带着50多岁的儿子。

  有人问秦怡:“您照顾儿子这么辛苦,为什么不考虑把他送到护理院?”秦怡总是微笑着回答:“这不叫苦,这是爱,苦并快乐着。我如果放弃儿子,那才叫苦,而且永远没有快乐。我想过把他送到护理院,但他发烧了,谁会天天去摸他的额头?他又不会说。”

  同样是照顾智力残疾的孩子,贺荣英在生活中更多的是忘却了自我。她记不住自己的年龄,得先想丈夫的岁数,然后再减去4岁就是自己的年龄。她因为孝敬老人获得了一个锦州市颁发的荣誉,但是她只记得开了三天会,抱回了一个大毛巾被。

  因为女儿时刻需要有人在身边照顾,贺荣英成天就守着这个家。她不会骑自行车,出村都是一件麻烦事。她不会打麻将,也没有闺中密友,看电视只能按照女儿的意愿永远看中央电视台的综艺频道。自从20岁进了这个家门,贺荣英只做了两件事,一件是伺候丈夫瘫痪的爷爷奶奶,另一件是伺候生病的女儿。

  没上过班,也没正经当过农民,照顾家人就是贺荣英的事业。

  有人像问秦怡一样问贺荣英:“我们帮你把孩子送到福利院会不会更好?”贺荣英的回答是:“不去。我能管一天就管一天,不能拖累社会。这乡里村里都管着呢,我更得管了,更得好好照顾孩子了。我总劝俺家老头,咱得好好的,什么也别想,咱能多照顾一天就多照顾一天。”

  就这样无怨无悔地守着这个家,每天把女儿收拾得干干净净的,吃完饭带她出去走走,然后跟她一起坐在炕上看看电视。“她就爱看唱唱跳跳的文艺节目,每天都是综艺频道,我们就跟着看,9点多钟时我就开始给她收拾。一年365天,天天这样,天天也都热热闹闹的。”贺荣英对幸福的要求非常简单,就这样守着这个家。

  □记者/李 波 文/摄